第110章 聆听浩然教诲
浩然，一个我十分想念的人，一个我时常梦见的人，一个我感激不尽的人，一个给了我思想、给了我信仰、给了我坚定意志的人。 1985年春，感谢作家金振林，感谢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南通春江笔会，给我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我有幸与浩然在南通共同生活了半个月，其中在如东县朝夕相处十天，耳濡目染，受益颇深。那是我人生中幸福的十天，那是我创作道路上发生重大转折和突破的十天。浩然当年的一举一动，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，他的谆谆教诲仍在我耳边回响。 这里，在他去世六周年之际，我把他整理出来，与热爱他的人，与喜欢他的作品的读者，共同分享。也是我对他最好的纪念。 现在打开当时的记录，发现他的话，句句都是经典，字字都闪烁着思想的光辉。他不仅是一个大作家，更是一个大思想家、大理论家、大哲学家。诚如他自己所要求的，他是一个真正大写的人。 一浩然成了我的直接领导 1985年3月20日夜，春江笔会主持方宣布作家下到各县市采访分组名单： 如皋县：碧野、冯祖杰朱良仪 南通县：陈模、张广海 如东县：浩然、杨远新、张安民 启东县：枫亚、朱晓平、胡兆勤 海安县：庞瑞垠、丘峰、林牧夫 海门县：凤章、叔迁 海通公司：江迅 聋哑学校：金培元 狼山管理区：峻青 工艺美术所：张蜀君 南沈公司：木青 海港：张锦江 南通刘桥镇：金振林 我被安排到浩然那个采访小组，他当我的组长，成了我的直接领导，接下来的半个月日子里，我的一言一行都要听从他的领导，我内心为成为这个特殊采访小组的一员，为有这样身份特别的组长来领导我而高兴万分，但我表面上却不露声色，显得很平静。 二作家要改造人们的灵魂，首先要改造自己 1985年3月20日晚上10点，散罢春江笔会的全体作家与南通市委、市政府领导的见面会后，浩然、金振林、木青、苏叔迁、杨远新聚集在苏叔迁的房子里，讨论笔会下一步怎么工作得更好时，浩然同志说： 读者读了一部作品，不记得作家的名字，而记住了作品中的人物，并永生难忘。这才是真正的成功。这才是作家真正高兴的事情。 既成名，又成人。不成名，则成人。这是我对自己几十年来的要求。我也时常对青年作者们这样讲。为什么呢？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。在社会上名声大，影响大。要改造人们的灵魂，首先要改造自己，做一个诚实的人。哪怕成不了作家，也要成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，具备一个人应该具有的优良品德。 这个作家当了什么主席，那个作家升了什么书记，你就把它看成是好玩的事，那一切都是过眼云烟。作家嘛，就是埋头写作，向党和人民多多奉献作品嘛！这才是作家的天职。你的眼睛盯在官位上面干什么呢？那必定是没有出息的作家。不要看当时那一阵子，难得的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。 我们不是来玩儿的，我们是来做事情的，更不是图吃图喝的，而是来写几篇东西的。所以，我要和小杨一起早点下到如东县里去，体验全新的生活，采访全新的人物，尽快让自己的大脑充实起来，现在还没有投身进去，脑海里总觉得有点空。 三只管走自己认准的路，埋头写作就是了 1985年3月21日中午，参加春江笔会的全体作家在狼山广教寺用素餐时，不经意间，作品评奖成为席间热议的话题，有人要浩然对此发表看法。浩然边喝酒边冷静地说： 对这个评奖，那个评奖，我连理也不理，根本不去管他，只管走自己认准的路，埋头写作就是了。如果按照别人的眼色去写作品，甚至为了评奖去拼命地赶，那可完蛋了。 作家们在一起，尤其在酒桌上，容易海阔天空。话题迅速转移到通俗小说上。浩然这下变得有点激动了，脸色微红，两眼放亮，尖锐地说： 什么通俗小说，简直是瞎编乱造，这不是害人吗？你到底要把人们往哪儿引嘛？瞎编是最不费力气的事儿。 峻青插话：我一天可以几部长篇同时写，反正是瞎编嘛！哈哈！ 浩然接着说：我们不能图一时的快，我们是党员作家，每写一篇作品，首先要对得起党心，最起码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有些人为了给自己瞎编正名，把张恨水也搬出来了。你有张恨水那样深厚的文学功底吗？ 这天傍晚散步时，浩然对我说：我写完《艳阳天》的时候是34岁，和你现在的年龄相比年长两岁。这个年龄段，身强力壮，思维活跃，正是出作品的黄金期。你要抓紧时间，不停顿地写作。我在1966年之后连续五年没写东西，心里虚得慌。作家主要靠作品，靠作品得到所应该得到的东西，这样就心安理得。现在的大环境不会影响你的创作，关键就看你自己如何把握时机。 四今天是浩然53岁生日 1985年3月25日。今天是浩然53岁生日。我向他表示祝福。他说，每个人每年都有生日这一天。有的人在生日这一天替自己大摆宴席，这是错误和自私的表现。人要有生日这一天，是为了纪念母亲的养育之恩，为母亲的受难日作洗礼。 早饭后，浩然在木青住房里给青年作者讲文艺界的情况，应吸取的经验和教训。他要去投信，我接了过来，到附近邮局替他投邮。 中午，如东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长李贻福、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徐春林，从如东驱车来到南通市南公园饭店，迎接浩然和我去如东采访。在浩然的住房，他把我介绍给他们。 下午2时30分，我们乘车往如东，金振林，彭耀明等送我们上车。由于是阴天，从车上往四周看去，好像都一样。浩然问哪是东方。他说：我到这里，老是弄不清哪是东方，哪是西方？你这儿如果有山，我一下就分辨出了东西方向。我在家乡燕山生活惯了，凭借山势判断方位，来到平原就不适应了。 行进途中，李贻福、徐春林关心地向他问起文艺界的情况。谈到文艺界的作家们，浩然深情地说：赵树理、柳青、周立波、郭小川都是好人。俗话说：好人不长寿，祸害活千年。他们这些好人，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。那些整人的人，总是不死。 接着，他谈起郭小川，有钦佩，有赞誉，感情真挚。他说：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郭小川被下放到红旗渠劳动改造，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之前，他就敢于和人家斗，从来就不屈服。他最初听到“四人帮”被粉碎的消息，当时还没公开，他心里格外高兴，但又还有点不相信。他跑到南阳地委，直截了当地问地委领导。他得到了满意的回答，和地委的同志开怀畅饮，回到住处，又独自饮了几杯，抽烟，不幸着火，烧死了，直到第二天早晨，服务员才发现。他是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人。1964年，他是中共作协党组书记兼秘书长，我出版了《艳阳天》及十几个短篇集。那时不像现在，加入作协，评奖，都要走后门。谁该吸收为会员，就吸收谁。谁该评奖，就评给谁。如今无论做什么都要走后门。哪来的这么多后门呢？ 他接着说：那年，我在乡下体验生活，住在县招待所的一间小房子里，郭小川去看我。我买了一瓶酒，请他和县委书记吃便饭。桌上刚摆出一碗花生米，服务员突然喊我接电话，是我姐姐患阑尾炎开刀了，家里把这事向我报告。等我接完电话回来，郭小川和县委书记边说话，边把白酒往茶杯里倒，一瓶酒差不多喝光了。你看他多大的酒量。他就是这么个人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从不伪装自己。 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在北京，郭小川关在一间小黑屋里，我用自行车带着李学鳌去看他，他非常高兴。他在干校，得知我的《金光大道》出版了，写信找我要一本，但要我不签名。为什么呢？我想他是为了保护我呀！免得让我受牵连。我就尊重他的意见，没有签名，寄了一本给他。他读了，赞扬我的《金光大道》写得好。 一路上，他赞扬南通好地方，一马平川，草长水绿，风光优美。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行驶，我们来到了黄海之滨的如东县。小车直驶如东县政府第二招待所，我俩入住5栋302套房，他住02室，我住01室。安顿妥当后，浩然向接待我们的副县长吴剑坤、县委办公室主任陶然生、县文化局局长陈耀介绍了此行的目的，然后坦言我们的要求。他说： 根据这次笔会出集子的要求，如东县选择什么有特点的东西，先摆一下，把几个大的，好的方面反映出来。远新、安民和我各来一篇。写出的东西要有思想性，知识性，趣味性。趁我在这儿，早点下去，给他俩当参谋。因为过两天王蒙同志他们来了，还加上讲座，我就得走，回到南通市里，参加这些活动。张安民写计划生育，多种经营学校。远新写海涂开发，我希望他写出的作品气派大一点儿，这个题材以前电影都有人写过，所以这次要写出自己的特点。我呢，从先进个人开始写，我很想和张松林聊聊。我如果在北方，两天就可弄成一篇，因为在你们这里，语言不好懂，就弄得慢一些。总之，先走一步，调查材料。 吴副县长简要介绍了海涂开发先进单位东凌乡的事迹。 浩然说：明天到东凌了，大盘子就可以定下来了。有什么材料，哪怕是新闻报道也可以，先给我们看看，这对创作有好处。他说，他与基层干部、与新闻记者、与报刊编辑有着特殊的感情。他自我介绍：我14岁当村干部，一当就是8年；当河北日报记者、红旗杂志编辑，一当又是8年。我对这三种职业的感情是有缘由的。 接着，宣传部长李贻福把我们带到一楼会客室。县委书记陆明钰，高个，方脸，英俊。县长徐相林，戴顶帽子，络腮胡，年轻，精神挺足。两位如东县的党政一把手在会客室会见我们。会客室里，盆景里的花儿正开，绿色地毯，墙上是水墨画，竹，松，熊猫。浩然又谈了来如东的意图，县委书记、县长给我们介绍全县的情况。 县委书记、县长听说浩然今天满53岁生日，很高兴，也感到很荣幸，设晚宴招待。各种海产品，本地酒，（可见采访本上的记载）。 饭桌上，浩然一再表示，这次和远新同志到如东县来，是来学习的，并讲了自己这些年摸索的痛苦和欢乐。徐春林赞扬他的埋头写作，与人无争的好品质，他谦虚地笑了。他讲了自己与江青斗争的一个细节：1974年，我的《艳阳天》拍成电影，送政治局审查，江青看了，同意上映。指示要见见作者。于是，通知我去中南海。当时，于会泳、刘庆棠、迟群等几人都在场。江青第一句话就说：浩然同志，我亏待了你了。你现在有什么要求，提出来吧！当时，于会泳等人都很紧张的样子。我想：他们是生怕我当了权，对他们不利。因为我能写，我有名气，有读者，一旦掌权，不是对他们威胁极大吗？我也分析江青说这种话的目的，我知道她是个好胜心极强的女人。我说：我什么都不需要，我需要的就是写作。我手中的这支笔得来不容易。我只想把手中的这支笔握好，我干不好其他的事。江青又说：你不要客气嘛！我说：真的，我连党小组长都当不好。吴德又找我谈话，我还是推托。最后，吴德表示：只要我的权力范围内能做到的，我会竭尽全力替你说话，保证让你的写作不受影响，不受干扰。 饭后，又回到会客室，如东县海涂开发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周树立来了。浩然见到他就像老朋友似的。我感到奇怪。原来是前几天，浩然和金振林走遍了南通市所属六县，3月20日到这里，周树立给他们介绍过情况。我暗暗佩服他这种和人交朋友的方法。周树立带来了照相机，彩色胶卷，为我们拍照。浩然和我一起留影。浩然又邀请服务员一起留影。 夜十时他回到房间，关起了房门。我给妻子写信，记日记。 五写每篇作品，先要有个“魂” 3月26日6时，浩然拉开02室的门，走到01室的门口，第一句话就对我说：整夜没睡着。换一个新地方，条件越好，越睡不着觉。如果是北方的炕床，还是睡得好。他扬起手中的《沧浪》杂志，又对我说：远新你这篇作品（指《沧浪》创刊号发表的中篇小说《湖水眨着迷人的笑眼》）看用什么东西串起来，是用一根你自己的感情线，还是用你自己的眼光观察，把人物、细节像连珠子一样连成一串。完全可以修改得更好一些。他把《沧浪》递给我，说：我在上面做了些记号，提了些意见，供你参考。我接过《沧浪》翻看，原来他昨夜关门进房后，把我这部5万多字中篇全部看了一遍。我内心感动不已。 浩然在木沙发上坐下，对我说：我在家一早起来就干活，口也顾不上漱，脸也顾不上洗。晚上睡不着觉，构思了就写。早晨7点听广播，报纸我没时间看。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事就行了。中午休息一会儿。下午起来就吃晚饭。晚饭以后散步，绕一大弯子，晚上写写日记，写写信，看看书，有稿子改，就赶。一般是十点到十点半就躺下了，思考。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蹲厕所。医生朋友告诉我，每天起来就蹲马桶，二十年如此，这些年没有便秘。想的时间比写的时间多。好多东西在脑子里排着队。我脑子里有两部长篇《男大当婚》《乡村三部曲》，都在《春风》刊发了的。还有两部新的长篇。我想把张松林的弄出来，给山东《柳泉》。《柳泉》老给我寄，一看到刊物我就紧张了。这编辑患癌症，今年春节，到我家门口转，不催。他到杨沫家，说到要向我组稿。杨沫说：我陪你一起去。他俩到了我家，杨沫要说稿子的事，他又不让说。这次我到了南公园饭店，他又来了长途电话，还是不催稿子，只向我表示问候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总觉得欠了他的债似的，必须赶快还。 浩然回他房间洗漱后，又来到我房里。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：我五十年代在蓟运河边找到了高大泉、张金发；六十年代在燕山脚下找到了萧长春；七十年代在长城线上找到了罗小山（《山水情》，现已改编成电影《花开花落》）；八十年代我在天涯海角的如东县东凌垦区自联垦牧场找到了张松林。我写张松林的报告文学，准备以通信的形式表现。第一封信：引子，讲我到南通来。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周树立，我对他就是个谜。从他的长相到他的谈话，是五七战士，还是什么？于是，我就去访问，每见到一个人，就引出一段故事。然后，我就把稿子给这个编辑。你看行不行？对于张松林这个人的印象，要我口头表达，我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但我能写出来。写每篇作品，先要有个“魂”。文学的活动，是个精神的活动，要想办法，用一种什么东西激发起来。我准备以张松林为模特儿，写部长篇小说，不超过20万字，名字叫《寻找》。张松林这一形象已逐渐在我脑海里活跃起来了。我不了解你创作的习惯。通过这次创作，你自己作一个总结，对过去好的东西，发扬；对不好的东西，舍弃。路子顺了以后就快。我语言通了，一天一个人物。我的路子是亮的。构成我作品的两个东西，一是生活，二是激情。实实在在的生活，激起我的激情，光有生活不行，激不起我的感情来，光有感情，没有生活不行。要写张松林，我现在是有感情，但还有生活不了解，因为语言不通。每个成功的作家，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。像何士光的作品，主要是艺术的成功，他把鲁迅的东西吃透了。用这个东西来创作，受到编辑和读者喜爱。 我边听边记。天空中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，与我的笔尖在纸上发出的声音融为一体。 我们在房里谈到8时30分，李贻福来了，要我们走。到了楼下，浩然对我讲：今天肯定闹笑话了，早饭没安排好。李部长是要我们上车下乡。我们赶快到房子里吃点蛋糕，当作早餐吧！我说：我去策略地说一下，不使他们为难。不吃早饭，下乡怎么行呀？！ 下乡。两台吉普。周树立、李贻福、徐春林陪同，先到东凌垦区，浩然大发感慨。风大，他不习惯地缩着脖子，但还是兴致勃勃地观看。 驱车到了张松林家，浩然好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，拉住他的手，问长问短，了解情况。原先，他未见到张松林之前，他最担心的是语言不通，不能交流感情，现在他放心了。他要我把张松林书橱里的书目抄下来。临走时，他把张松林及其妻子喊到身边一起合影留念。 驱车到如东县棉花原种场，吃中饭时，我们和场领导一桌，其他后勤人员在另一桌。我们这桌上了酒，那一桌没有上酒，浩然走过去，送上半瓶酒，硬要后勤人员都喝一点酒。 吃饭时，浩然老师说：我喜欢吃白薯、小米稀饭，喜欢吃青菜，特别是芹菜之类。我一天至少吃一餐小米稀饭，两个窝窝头。一到冬天，老乡们都给我送小米来了。我最怕宴会，最怕陪外宾游故宫，游八达岭。 陈国权场长要他午休，他不肯。参观牛奶场、鳗鱼场，参观如东县海岸带开发利用职业中学，他应校长要求挥毫题词：“为开发祖国的黄金海涂培养众多的人才。浩然，1985年3月26日下午。”他要我和李军在上面签名。 参观如东县小洋口闸管所，喝了一杯水，走进所内的植物园，满眼郁郁葱葱，红红绿绿，天竹结红果，杜鹃花盛开。山茶花红艳艳，宝石花惹人眼。浩然要我把所有植物的名字记下来。我记录如下：龙枣槐、拇花、牡丹、黄杨、松柏、白山茶花、雪枣莲、四季海藻、仙人掌、五针松、黑松、腊梅（正在嫁接）、罗汉松、翡翠、爬山虎、金雀、白果树（四棵）。鸟声阵阵，叫声特别响亮的是洋鸦雀。 周树立介绍说：洋鸦雀，翘尾巴，叽叽呱呱，叽叽呱呱，关起门来说鬼话。浩然问我把这些记下来没有？我说都记下来了。浩然对我说：写一万字的文章，没有五万字的材料，是写不成的。靠使用点小艺术手段写报告文学是不可取的，那只能给材料不足遮点羞，不会有感人的效果。我过去是不做笔记的。在我脑海里留下印象的，都是好东西。现在年纪大了，单靠记忆力不行了，必须勤记录。我与农村的同志打交道，一般情况下是可以把隔骇打消的，使他不感觉到我面目可憎。所以我能得到真实材料，写出的报告文学肯定有血有肉。人活着时，只要信守总是为了别人好这个原则，很多事情才好办，路子走起来才顺利。 我们回到招待所已是傍晚6时30分。 六作品是感情燃烧的结晶 3月27日上午，又是南方最典型的那种阴阴沉沉的天。 浩然和张松林谈。 中午，张蜀君、余仙藻、周嘉华等来，没让休息，采访他。吃中饭时，浩然给张松林盛饭。 下午，乘车去张松林处回来，在车上，浩然同志说： “医生是看病对症下药。我们搞创作是对药下症。你展开作品中的矛盾冲突，首先就应该考虑到解决矛盾的办法。有多少材料就写多大的东西。不能没有材料，就拉开一个大架子，那怎么收场呢？！ 这是高度的概括，我很受启发。 他又说：搞创作，尤其是动笔之前，应尽可能地让自己的感情燃烧起来。作品就是感情燃烧的结晶。 七信守三条原则 3月28日，又是阴天。早饭后，和浩然上如东县城主街，边走我边问：你的生日是农历三月二十五日，还是阳历三月二十五日？他说：我的生日是农历二月十九日，夜转钟二时。实际出生应该是二月二十日。但过去的农村，是以天黑天亮来计算一天的。阳历三月二十五日是推算出来的。他又说：北方人兴做寿日和生日。生日的前一天是寿日，要吃寿面。生日的当天，要庆贺。我是从不给自己做寿日的。 谈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创作，他说：我信守三条原则，即一不发泄，二不展览，三不投机。 我俩一同走进如东县新华书店，我看到《浩然文集》一卷，购一本，购《小木屋》《祖国名城》。浩然介绍我购买《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选》，他说：普列姆昌德是东方的屠格涅夫，小说写得泼辣深沉，其中的佳篇是《半斤小麦》。他还推荐我读艾特玛托夫的作品，他说，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写得好，尤其是中篇小说，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几乎是模仿他的，这不好，但是从他的作品中吸取一些营养，倒是完全必要的。看到书架上摆有一本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现代·当代文学二百题》，他拿下来看了一下，书中讲到浩然“秉承‘四人帮’的旨意创作了《金光大道》。”他非常气愤，说这是政治诬陷。他回去以后，要和山东文艺出版社打官司，向法院起诉。不起诉主编者冯xx、朱xx，免得由此而让他们出名。要山东文艺出版社拿出真凭实据，他什么时候秉承了‘四人帮’的旨意。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当代文学史》（2），这里面对浩然作品的评价比较客观，他感到较为满意。 我俩回到住处，如东县苴镇中学25岁青年教师刘剑波，拿着县政府办公室的介绍信，说是要去写长沙镇印染厂的报告文学，并提出要写《浩然传》。浩然与之交谈，他们谈，我记录，录音。从上午9时谈到11时。 刘剑波：浩然老师！我早就想写您的传记，因为我受您的作品影响较大。 浩然：在文坛上我不属于那种吃香的人物。这是多种因素造成的。我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。你写我的传记，不会受到文坛上的掌权人物的重视的。很多大学生找我，想通过这点打开文学的大门，是不可能的。你如果写个短篇得了奖，会有人重视你。或者写那些走红的作家，会得到人的重视。现在，我也是不跟他们争，我走我的路，他们走他们的路，我总是在角落里，发东西也是在角落里。真正搞艺术的人，总是生活得平平淡淡，包括我们的老祖宗屈原。 他们主编中国文学史大纲，我发现顾问是冯牧，我就要求把我从文学史上抽下来，我在文坛上历来与世无争。作家靠作品，我要靠两条证明我在文坛上的位置、价值，一是用自己的作品，二是靠历史。我是与中国五亿农民同时走上革命道路的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。党如果不犯错误，我比现在更好。我现在反省自己，就像日本人战后全民族反省一样。民族是水，我是船。水涨船高。全民族都在反省自己走过的路，我也同时不断在反省自己。五亿农民走过的路，我都走了。中国革命可以给我的，都给我了。我也确确实实把自己一生献给了党的文艺事业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一分钱稿费没有，我同样拼命写。大家不能写，没有条件写，我为什么不拼命写。当然，我是受到历史局限的。毛泽东、周恩来，都受到历史局限，我能不受到局限吗？我的作品，正和误的东西，粗和浅的东西，高和低的东西并存，但不能存在真和假的东西，我觉得自己的作品全是真的。真，指两方面：一是当时的生活，就是那样；二是当时的作家水平，就是那个样子。即使错了，浅了，现在也同样存在价值。我确实是有信心的。有许多同志为我抱不平，要写我的评传。这种不公，确实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。当前，文学界个别掌权的人，确实不可能公正的，因为他们不是搞文学事业的，是争权夺利的。宗派思想在他们脑子里作怪。现在对我这样公平吗？一个农民呀！只读了三年小学呀！走过了多么艰难的道路呀！ 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我坚持写生活，如果我不挺身而出，不与《虹南作战史》他们对着干，三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亲自抓的呀！我写《金光大道》，我是写生活呀！如果说错了，我只是认为右的东西应该批判。你说那个时候，没有张金发那样的人物吗？没有高大泉那样的人物吗？张金发现在阴魂不散。没有高大泉那样的人物，中国的农村能发展到现在这样子吗？ 我就没有写过一篇歌颂“文化大革命”的，没有写过一篇赞美造反派的。我写的是《一担水》《铁面无私》。我没有给几乎每星期打电话给我的《朝霞》写稿。 我需要的是公正。只有公正，才能使经验成为真正的经验，教训成为真正的教训。建国以后，共产党培养的作家当中，写长篇第一个成功的就是我呀！中国一个农业大国，不能不写农村呀！不应该爱护我吗？我可以写高二愣的恋爱。说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。我有没有造成好的影响呢？ 我是一个蒙受了冤枉的人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我的确说了错话，做了错事，但我能离开当时那个条件吗？全国作家三十五年没有一个犯错误的，唯独我犯了错误。袁水拍当了文化部副部长，也没有犯错误。我受了冤屈，我还是拼命地熟悉新生活，拼命地写作。1982年，我50岁，连发了六个中篇：《老人和树》，在《当代》发表；《弯弯月亮河》，在《十月》发表上卷，《北京日报》农村版连载下卷；《高高的黄花岭》《傻丫头》，在《芙蓉》发表；《姑娘大了要出嫁》《能人楚世杰》，在《xx》发表。1978年10月份我才解脱。1978年底我就深入生活，写作。1979年我就发表了《山水情》，改为电影《花开花落》。从1979年开始，到1984年上半年，我写了120万字。与此同时，还有《浩然选集》(三卷)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，包括1个长篇，8个中篇，10个短篇，22个儿童故事，10个儿童中篇，3部散文。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《花朵集》。还有两个长篇：《晚霞在燃烧》，《小说界》即将刊登。《乡村风俗》三部曲：《寡妇门前》《男大当婚》《姑娘大了要出嫁》。《钟山》载了《男大当婚》，11万字。我还想好好修改一遍，丰富一下，扩充成一个长篇。《男大当婚》，是我追赶的脚步。1982年在山东，1983年在沈阳，我是比较苦闷的，我不甘心。我要追着时代的脚步走，我不甘心落后于时代。我写了《火车上》，鞭挞时弊。我跟不上，我就开始写自传，写回忆录。1983年7-8月，我到胶东，跑了7县1市。1984年我到济东，走访了84个专业户。今年，我又到了苏中，找到了张松林，我对他说：你不是胜利者，也不是失败者，将来你在百亩荒滩上，可能成为富翁，也可能成为失败者。但你留下了一种精神，留下了经验、教训，这对人类就是宝贵财富。 我在胶东写《男大当婚》，是反映新时期开端，表现改革的必然。我这次到苏中，走了6县1市，找到了我创作的主旋律。对于张松林，我将以他为魂，从他这儿开始，写一组小长篇。张松林等6个人，每个人集资1000元，办起了北坎垦区自联垦牧场。我从胶东，到济东，到如东，从《男大当婚》开始，写一组小长篇，纪念粉碎“四人帮”十年，共200万字的作品。明年，我就回到家乡去，老家的房子维修了，院墙也建起来了，院子里打上水泥地面了，跟我的父老兄妹们生活在一起，写我的自传体长篇。不考虑出版，我想怎么写，我就怎么写。我把自己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。我们老两口下去，带上一个业余作者下去，会烧饭的，会买菜的，还要会骑自行车的，因为我家离买菜的地方八里，要选一个老老实实的业余作者，为我做点服务性的工作。1986年，在我54岁时，《浩然文集》出了，一组小长篇也出了，我有反映合作化的，有反映改革时期的。我要写人，写人生，写心灵的辙印，写命运的轨迹。政治运动和改革开放仅仅是一个背景。 对我三点不公平：一是从来没有把我作为一个农民作家来看，中国一大群写农村的作家，各不一样。有的是生在城市，为了事业的需要，写农村。有的是生在农村，走向城市，又回到农村。我是一直站在农民中间，写农民。评论家们没有抓住这一点。二是不了解我。别看他们骂我，老实说我的作品他们也没看。我的人生的最后一个句号，我得用自己的行动去画。那些搞评论的，也是鹦鹉学舌，也是做小买卖的，根据市场行情，什么能赚钱，就写什么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 我从来就不傲视任何人，从来就不自卑，不觉得比别人低一头。从来就不说假话，不写假作品。我还是认为“文如其人”，还是坚持“写革命文，先做革命人。”有的人，可能是写出一点冠冕堂皇的文章，但内心是肮脏的。我当听到“文如其人”的讨论时，我就觉得抢劫银行的人抢劫银行是应该的，一样可笑。我是有信心的，走完我自己的道路，但我觉得是很艰难的。 我的座右铭是：甘于寂寞，安于贫困，深入农村，埋头苦写。《艳阳天》第一卷只拿了3000多元稿费，第二卷稿费全部交了党费，第三卷没拿到稿费。写作不是为了稿费。我总是写我自己的东西，我决不被人左右。 刘剑波：您对《春天里的冬天》怎么看？ 浩然：《春天里的冬天》，依我看应该是属于隐射文学。 刘剑波：我碰到人和事，有感情，但表达不出来。 浩然：一个作家要具备三个本领，一要有生活积累，不是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丰富，生活就一定丰富。二要有认识生活的能力。老红军、老劳模，他不能当作家，就因为不能认识自己的生活。三要有艺术表现力，包括文字能力，语言的积累。县委书记能认识生活，但不能表现。仅有以上三点还不够。还要用自己的化学元素，去分解生活。三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。用后面的两点，分解前面的一点——生活。 刘剑波：我打算按文学史来读。 浩然：这个有必要。读书是肯定的，但一定要写。不然，眼高手低。读和写结合起来，不一定拿出作品来，练笔。青年作者一写就想成名。一写就想发表。一写就端个大架子。不要这样。如果不像画家、演员那样苦练基本功，是写不出好作品的。 刘剑波：我写散文诗之类的练笔。 浩然：不一定规定，写片段。风一来怎么样呀！碰到一个人感到可亲呀？这是为什么呢？分析一下。用文学的笔记录下来。这对将来有好处，写作的时候，可以整段整段放进作品里。 刘剑波：我做梦都想写您的传记？ 浩然：你离我太远，教学时间也很紧。我女儿也是教学的，1977年参加高考，离本科线差三分，只考上大学师专班，毕业后当老师。她白天教学，晚上回家还要改作业。忙得很。你教学又忙，如果再写传记，花费的精力太多，也化不来。我建议你还是搞创作，细水长流，自己能搞创作了，写作家传记，也能体谅作家的苦衷。 下午，如东县原副县长、现任县政府顾问金德福应约来我们住处，谈张松林开发海涂，办自联垦牧场的情况，徐春林陪同，1时30分开始，5时30分结束。 晚饭后，和浩然往如东县城大街上散步。他告诉我：北京市委正在给他，管桦、杨沫、阮章竞解决住房。他的住房很紧张，两个儿子都成了家，挤在一起，他和老伴在一间房子里，无法写作，没有专门的写作间。经常有外宾到他那里去，很丢人。北京市委将给他按高级知识分子解决新的住房。原有住房留给两个儿子住，他在老家燕山下，离北京城一百四十华里的地方，有一栋小房子，前面是老房，他舍不得撤掉，又花了3000元，承包给当地的建筑队，在老房后面盖了两间新房。他还要在里面安装冲水马桶。到一定时候，他和老伴住在这里，写多卷本自传体长篇小说。 他说：他从不进银行，该用的用，该花的花。存款不多不少，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，又干不了大事。他家有三部照相机，三部电视机，三部录音机，需要花的就花。 谈到稿费时，他告诉我，《艳阳天》第一卷出版时，正好是《千万不要忘记》的戏剧在全国各地上演，两个编剧住在作家协会收稿费。中央发现了，邓小平有个批示，降低了稿费标准，每千字才7元钱。这样，《艳阳天》第一卷共3000多元稿费。《艳阳天》第二卷的稿费全部交了党费。《艳阳天》第三卷出版，正好赶上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没有发行，没有稿费。发行是后来的事情。 我谈到创作长篇小说《洞庭丽人》的情况及创作的苦恼，他给予鼓励。 晚上，我与陈春泉谈海涂开发，浩然看有关资料。陈春泉走时，他出来相送。 八作品中的人物关系设置很重要 1985年3月29日，天气终于转晴。早饭后，和浩然上街买回笔记本，录音带，上海彩色水笔。上午，采访张松林的老师陈耀武的时候，浩然对我说：采访对象讲第一遍时，不要打断人家，自己的脑子里要考虑，要构思，哪些还需要深挖的，等他第一遍谈完了，再提问，作详细地了解。有了材料，写作的时候再裁裁剪剪就行了。就像在集镇上买木材，先看一遍，需要什么木材，回过头来再买。 午休后，浩然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刘国玺写了一封信，由我上如东县邮局投邮。 晚饭后，趁天气晴好，浩然领着我在如东县城大街上散步，我俩边走边谈，我有意把话题往他的创作上引，对很多敏感问题，他不回避，谈得极其坦率、真诚，我深受教育，再一次感到浩然人格力量的伟大。他说：《喜鹊登枝》是我的成名作，1956年发表的。我写好后，先给了《丑小鸭》编辑部的韩映山，韩映山当时已经成名了，我还是个业余作者，属无名之辈。我迫切盼望他的回信，左等，右等，过了些日子，没等到意见，我就打电话问，他说：“已经退给你了。”这下我可急了。我没有收到呀！我就到他编辑部去找。到处找遍了，硬是找不到。我就说：“韩老师！请你打开抽屉，让我看看。”他把抽屉一打开，好家伙，我的稿子原封未动，锁在他的抽屉里，根本就没有拆开。这下，他有些难为情了。一定要我把稿子放在他那里，等他看看再说。我当时年轻，也拉不下脸面，就依了他的。等了几天，他打电话给我，说是稿子不能用。我问为什么？他说不真实。我问究竟是哪里不真实？能不能讲具体一点。他说：“韩兴老头不应该看林雨泉的日记本。一个老头，怎么会看年轻人的日记本呢？”我说：“怎么不能看呢？日记本本来就是韩兴老头给女儿买的嘛！在林雨泉桌上发现了，感到奇怪，看看有什么不可以呢？”不管怎么说，他反正认为这篇作品是不能用的。我不服气，接着把作品寄给了《北京文艺》，很快，《北京文艺》的两个女编辑给我回信了，认为作品很好，会尽快发表出来。这篇作品当时如果发不出，在1957年以后也是能发表出来的。因为那时非常需要表现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作品。不管怎么说，当时很快发表出来了，对我在创作上是一个很大的鼓励。从此，我一篇接着一篇的写，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创作上，不会打扑克，不会下象棋，什么都不会。打扑克是在1978年，别人哄着我学了一阵，我都很紧张，生怕出错了牌，影响了大家的情绪。后来，我成了写新人新事的典型。从1956年写到1962年，短短的几年时间里，我发表了一百多个短篇。这要付出多少心血呀！ 我又问：《艳阳天》是在1956年以前就写出了初稿吧？ 浩然说：是呀！写了30多万字的稿子。还写了几部中篇，例如《烈火真金》，就是写抢麦子的。我给了几家刊物，都说写得好，就是拿不准，后来投给一家刊物，也不说用，也不退给我，这样拖着，拖到了大跃进年代，大气候不适宜了，没有用出来。不过，这些中篇都在我写《艳阳天》的时候用进去了，更加化开来了。我写《艳阳天》的时候，多有激情呀，一天几千字，万把字，人也不觉得累。我走到哪里，写到哪里，到老百姓家里，蹲在炕上，就着煤油灯写。《艳阳天》120万字，时间跨度只有一个月，从麦收开始到麦收上场，其中第一卷的时间跨度只有三天三夜，这在长篇小说创作史上还没有过的。不过，现在再那样写也恐怕不行了，进展太慢了。我那时是觉得抓住一个好东西，不展开，不写透，太可惜了。萧长春、焦淑红、小石头都是有原型的。萧长春的模特儿叫萧永顺，今年61岁了。婚姻也是那么一回事。只有小石头是移过来的。在另外一个农业社，有个人不愿意加入合作社，为了阻挡办合作社的带头人把社办起来，就非常恶毒地把他的孩子投到水井里淹死了。大脚焦二菊和韩百安开始设置的不是夫妻关系，就是在《收获》发表时也还不是夫妻关系，是姐弟关系。后来，出书时改过来的。好家伙！这一改出戏了。越改越有味。所以，作品中的人物关系设置很重要。 我问：到眼前为止，你还有没发表出来的作品吗？ 他说：有哇！那都是1956年以前写的。 我问：1956年以前写的，当你成名之后，没有拿出来发表吗？ 他说：1956年以后发表的许多篇，都是在那之前写的，不过做了许多改动。思想水平提高了，对原有的生活素材有了新的认识，在修改的过程中，选取了新的角度。表现手法也不一样了。就包括《金光大道》在内，当时都有了个初稿。《金光大道》的后两卷我已经写好了，现在放在那里的，等待机会出版。 我问：那为什么还有作品没发表出来呢！ 他说：两个原因：一是我后来写顺手了，觉得要写的新东西很多，总是想等到把新东西写得差不多了，再去改那些旧作。可是，新的东西太多了，一写就没有个完。改编旧东西，还不如写篇新东西。所以一直顾不上回头改旧作。我从那时候起，如果不遇上“反右”，不遇上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就那么写下来，还不断读点古今中外名著，吸收一些好的东西，我恐怕比现在写的还要多，还要好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我才34岁，多年轻呀！正是风华正茂之时。我遭受到的损失是没有人给我平反，没有人给我落实政策的。我学的东西还是少了些。我毕竟是一个只读过三年小学的人呀！受的艺术熏陶是民间的那些东西。评剧我非常喜欢。我甚至能大段大段地背。对于外国的东西就接受得少一些。我现在在认真的补课。唉！年岁不饶人呀！脑子不如年轻时那样好使了。记忆力也大大减退了。 我问：你在《艳阳天》发表之前，给周立波写过信。你第一次见到周立波是什么时候呢？ 他说：我第一次见到周立波是在《红旗》杂志当编辑的时候。周立波写完了《山乡巨变》，大约是1962年吧！他回到北京，原有的房子被别人占了。中国作家协会给他在王府井弄了一套新房子。我上门去约他为《红旗》杂志写稿。一见面，周立波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非常厚道的人，不像某些人那样老奸巨猾。 他又告诉我：我到《红旗》杂志去工作，是因为当时陈伯达提出要把《红旗》杂志办活点，要发点小说之类的作品。要调个作家去当编辑，便于和作家们交朋友。便于组稿。因为我各方面出身都好，又年轻，又有作品，就要调我去。北京市作家协会就不同意，要调我当专业作家。胡乔木同志在《红旗》杂志负责，亲自找我谈话，找北京市作家协会的负责同志做工作，这样很快就把我调去了。我在《红旗》杂志工作期间，接触了许多作家。到省里面去约稿，都是省里的主要负责同志接待，作为政治任务对待。那时的《红旗》杂志在人们心目中威望很高，不像现在。我无论到哪个省，省委的负责同志就把省内的第一流名作家通知去与我见面，规定为《红旗》写稿，并限定在什么时候交稿。一到时间，稿子就准时来了。那期间《红旗》发了不少的好作品，像周立波的《xxx》《xxx》两篇，杨朔的《雪浪花》等等。 我问：你跟杨朔又是在什么时候认识的呢？ 他说：那年在海南岛，我们住在同一个宾馆里，我和杨朔、李准住在一栋，还有几位作家住在另一栋。杨朔是个好人啦！散文写